不知从何时起,改口称“朱老师”为“师傅”,而这一声“师傅”就是一辈子。——小编在读到这里时,不由心里一热。就是这种情不知所起,缘不知所深的吸引,让我们感受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文佳的那份真挚情感,或许“师傅”有别于“老师”就在于一个“傅(父)”。
在杨文佳律师的讲述中,我们时不时能看到其父杨平昌的“客串”。如果说人生路上有父亲“引路”,子承父业会有压力;那么事业发展有师傅“护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有了动力。初次合作遇到的就是朱树英,初次办案就是一场7年的持久战,在大咖“陪伴式”的成长下,有“朱树英的影子”或许就是典型的凡尔赛。
我叫杨文佳,是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是朱树英的“编外助理”,十年来始终承蒙着朱树英师傅对我这个“外所徒弟”的抬爱。
我的父亲是杨平昌律师,早从2001年就被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派驻到上海创办大成上海办公室,他长期主攻建设工程领域的法律业务,如今他虽年过六旬却仍然是业务长青的高级合伙人。非常荣幸,2014年我从美国硕士毕业回国后给我父亲当助理,担任助理期间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工程总承包的仲裁案件,接触到所外合作的律师正是朱树英。是的,领我进入建设工程领域的师傅,就是负责起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朱树英大律师。该办法自2020年3月才施行,而我在7年前就已经跟着朱树英律师开始办理工程总承包的案件了。
一、“另辟蹊径”演示一日为师的教诲
那是位于内蒙古土默特佑旗地区的火力热电厂项目EPC工程质量纠纷的仲裁案件,发包方式为设计、采购、施工的工程总承包项目,即国际通行的“EPC银皮书”,我们的客户是火力热电厂的建设单位发包人。由于案情疑难复杂,发包人聘请了包括土佑当地和首府呼和浩特的两家律所,以及大成、建纬共四家律所,联合组成一个律师团,并且由朱树英律师主导,带队共同为客户代理。这个仲裁案件打了7年,我们和朱树英律师一起奋战了7年。
感恩这些年前辈们共同代理的本案对我的历练和打磨,我切身感受到了专业能力的独特魅力。其实,对于行业晚辈来说,很难有机会近距离、长期接触行业泰斗级人物。而我,因为这个案件,有幸在执业生涯中开启了多位导师的带教模式。朱树英律师教会了我处理案件时如何另辟蹊径、如何化繁为简、如何精准攻击。时至今日,我父亲常夸我的办案风格中能找到“朱树英的影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改口叫“朱老师”为“师傅”,这个称呼一直延续至今。师傅经常调侃道:“我的助理一般都不叫我‘师傅’,你怎么像孙悟空叫唐僧那样,叫得这么顺口、这么虔诚啦?”我说:“诶哟,已经叫习惯了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案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工程总承包仲裁案件,且案情复杂、专业性强、办案难度大,委托人在聘请大成后又聘请了师傅,他们是由内蒙古律师协会宋建中会长陪同专程到了上海,在和师傅谈妥后又找了我父亲,提出希望再增加聘请师傅,并由师傅主导,四家律所共同代理本案。我父亲一口答应,满心喜欢,并关照我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认真向师傅学习。
2014年圣诞节这一天,我们在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开庭。那是上海一个有能力提供成套电气设备的供应商作为双方EPC合同的总承包人的纠纷案件,这种既不是设计人,也不是由施工人而是由设备供应商作为总承包人的特殊案件,当时国内很少见。庭审中,我方在师傅的主导下以一系列证据提出了已完工程主体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基本观点,我方主张系争工程在设计之初的抗震系数就不符合发电站所在地区的强制性标准,设计图无法通过审图中心的验收,从而导致整个工程无法完成验收备案手续,要求仲裁庭全面启动施工质量鉴定、设计质量复核以及主体结构现状安全性及抗震能力鉴定。经过双方激烈地角逐,我方的观点和主张为仲裁庭所采信,仲裁庭同意提起本案的主体结构质量缺陷的抗震设计标准的鉴定。
尽管我方成功启动了司法鉴定,但是仲裁庭却遇到一个难题——找不到鉴定机构。就在大家对寻找鉴定机构一筹莫展的时候,师傅提出:“现行的抗震规范标准是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制定的,我们就找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作为鉴定机构,他们负有法定义务。”这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想法。我们迅速联系了仲裁庭,最终得以确定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下级单位,即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司法鉴定单位。这十年来,每每大家提及此事,师傅还会像顽童般调侃一句:“你看我的思路可以吧。”而我父亲也常把我师傅挂在嘴边,高度肯定师傅当年办案的主导地位。另外两家律所的律师闲聊时提及师傅也总是会回忆起当时听到鉴定思路时分外欣喜的心情。本案妥善解决找不到鉴定单位时的对策,对当前众多工程总承包纠纷案件涉及设计或设备争议没有法定鉴定单位的难题,具有现实的、可以借鉴的有效方法。时至今日,我都铭记师傅的教诲,达到诉讼目的的路径不止一条,要多想办法打开思路。
有一次,我们与师傅共赴内蒙开会,遇到晚上的转机航班多次广播延误,师傅当机立断去机场酒店先行休息,次日另行买票与我们会合。我当时碍于机场酒店的卫生条件,又寄希望于航班可能突然通知准备登机,一直等到凌晨广播航班取消之后才带着大部队找到了稍远的酒店。次日,大部队疲惫不堪赶到机场时,师傅已经精神抖擞在候机大厅等我们了。对比之下,我当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决策失误。而师傅如慈父般耐心听我复盘,帮我分析利弊,也分享了他处理突发情况时的逻辑,以及如何快速判断及执行。为了缓解我的情绪,他还打趣道:“当律师就要跳得了龙门,钻得了狗洞。”这段经历激励着我处事要懂取舍、更要果断。
自打师傅用“找标准制定者做鉴定机构”给我演示了“另辟蹊径”之后,我就一直在寻找机会向师傅多学一些“厉害的武器”。说来也是有趣,当年的客户对师傅是又敬又怕,每次开会或者出差都是推着我或者我父亲出面去约师傅。慢慢熟络之后,我索性提出来跟在师傅身边学习一段时间,我父亲首先表示同意并予以支持,师傅接受后还颇具幽默称之为“挂职锻炼”。
“挂职锻炼”第一天就遇到一个“二进宫”的案子。那是焦油深加工系统EPC总承包工程发回重审后再次回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故而称之为“二进宫”。该案件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涉案工程存在的质量问题是否属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范畴,还是属于质保维修或质量索赔的范畴,足可想象证据有多么繁杂。我当时是有些无从下手的茫然感和失落感,可是师傅亲自上阵仅仅用了半天就整理出清晰的诉讼思路。师傅带着我一起去沈阳的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开庭,在法庭辩论环节,对方代理律师大约是感受到师傅的强大气场以及压迫感,竟然在庭上将我方上诉人称呼为“老师”。庭后师傅主动走到对方律师面前交流道,“你们在法庭上不能叫我老师的呀。”对方代理律师相映成趣回应道,“可是我们都叫老师叫习惯了,我们都是听你课的。”那一刹那,我心里又骄傲又触动。作为一名青年律师,能有幸在执业起步积累业务能力的阶段,跟着行业大咖研磨重大疑难案件,我是多么幸运。
后来在下飞机的接驳车上,师傅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五味杂陈,他主动和我说道:“建设工程案件的证据通常都有量大又琐碎的特点,你要化繁为简,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一条主线猛攻。”这句话对我此后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这些年在面对用托运行李箱搬运开庭材料的案件时,我也化繁为简,逐渐形成了捋出一条逻辑主线攻击案件弱点的办案风格。
2024年元月,我陪同大成上海办公室的执行主任陈俊律师、党委副书记刘蓉蓉律师、高级合伙人杨平昌律师、高级合伙人范建红律师到访建纬律所,与建纬所主任邵万权律师、我的师傅——建纬研究院院长朱树英律师,以及建纬团队精英律师开展座谈交流,深入探讨了3.0版的工程总承包模式。我看到了师傅身体力行助推律师行业深入研究“投建营一体化模式”,致力于制定“中国标准”。师傅总是先行一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征求意见阶段,师傅就召集大家研提反馈意见,现在又在工程总承包的新时代浪尖践行着投建营一体化模式的远景规划。作为晚辈,我看到的是师傅对于这个行业的热爱和执着,更是一份感动、一份启发,泰斗级的律师思考的从来都不是分蛋糕,而是创新蛋糕、做大蛋糕。
▲2024年1月16日,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俊律师一行莅临建纬所考察交流
师傅的不吝教导和对我这个外所徒弟的抬爱,长期影响着我的执业习惯甚至三观。结尾借用我父亲的说辞:“朱树英身上聚集了一名泰斗级律师所必备的所有优秀特质,曾经以为是可以学习的,但当与他近距离相处越久就越发现朱树英其实是学不来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习惯于把师傅的教诲、工作习惯甚至生活观分享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工作团队,写这篇文章也是希望通过分享一些师傅的点滴小事,福泽更多的人。
杨文佳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业务领域涉及建设工程、商事、金融争议解决。非诉业务擅长投融资、不良资产、公司商事业务。具有华东理工大学工程管理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金融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长江商学院MBA的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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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文佳
编辑 | 建纬品牌部